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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倫理與人類學

Afterword: Ethics and Ethnography

　　這篇後記記載的是件我在完成研究工作和寫完本書後，才感覺到的事，因此或可視為「事件之後」的事。那是關於研究的道德倫理問題，亦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超越正規的研究規範的問題。也是道德倫理的範圍能及於多遠，也是對蒐集真實資料的研究者，以及後來的寫作不經意中所下的決定，卻要承受揭發人們私事的問題。然而，這些問題卻開始於我的研究和寫作之前，我在自己的大學當學生，寫自己的經驗時，問題就已經明顯地落在我身上了。

事前

　　我明白，工作開始後，在道德方面會有潛在的風險，所以我在展開研究前盡力將其化小。這些有關誠實和信賴的問題必將突顯我的學術關係，我掙扎於如何不透露我的身份，卻能保有誠信的美質。

　　當我在構思如何由研究者轉變為學生之際，主要問題似乎清晰起來。毫無疑問，訪問者記錄下他們的談話，都需要說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，解釋自己從事的研究，得到書面許可才進行訪問，把被訪問者的話引用在出版品中。這是基本道德規範（亦即取得同意），當然也是我過去所做的。現在每當我徵求對方接受訪問時，都說明我是個研究者，正在進行一項關於大學生文化的研究，還說明我的研究並非為了課程，也不是獨自私下研究，而且有意出版研究結果。我這所大學的學術研究委員會和我都同意，沒有必要說明我的職業身份，也就是「某大」的教授。關於這點，我進行這項研究時，正處於長達一年的教授休假期間。

　　同時我決定，除非人們問起，我沒有必要說明身份。我對自己的承諾是，不主動說謊，也不編造我的生活細節。「被問起來就告知實情。」以及「別假造身份。」是我自定的規則，是與學術研究委員會協議以外，在人類學研究的範圍之內，及於我個人對誠信關係瞭解的基本原則。如果有人追問我是做什麼的，我會這樣回答，除了其他事外，我是作家（這是真的），要寫一本關於大學文化的書，這是我住進學生宿舍的理由之一。如果對方繼續追問，我會說，我本來是個教授。這狀況只發生過一次，發問者是個念新聞的學生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她問的一連串有關我個人的問題，似乎只是為了得到比我先前回答較完整的答案。我請她為我守密，她做到了。然而，大部份人對我的身份並沒多大興趣。

　　我是個有經驗的研究人員，深知需事先採取一切步驟以保護可能後來被公開的消息來源。我做了學生，預期會目睹或聽到有人會不顧學校規定，在宿舍裡養寵物、行動乖戾、欺騙、飲酒或吸毒。雖然我也儘量像一般學生一樣，遇到請求時坦誠相助，同時避免涉入個人可能會遭遇的麻煩，我不要也不表現出任何具有校方代表性的色彩；我也不要此項工作被視為公眾資材，而可能被學校行政部門為了調查制訂政策或計劃等目的加以採用。

　　因此我正式向大學提出，「停止我在本大學的職員角色」（系所教員是職員），並且事先致函校方，說明我在研究中遇到任何違犯學校政策或公眾法律的事件，不會記錄下姓名，也不會向校方報告。

　　我也明確決定，自付學費、膳宿、課程費和書本費，不申請校內或校外基金補助。因為我不能確定，如果得到這類補助，提供補助的機構往後會對我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有什麼權利。因此，這一年是我進行過的實地考察以來，花費最昂貴的一年。

實地考察過程

　　似乎我已顧及所有基本道德問題。直到我的研究不再停留於抽象事物，一切才會明顯。我們一旦和人群住在一起，一起工作，每天接觸互動，就要承受引導著我們生活的情感，儘管這與我們職業倫理中的規範不同。在真實生活中，我們交友，互相信賴，能夠感受此種生活情況和關係。我允許這一切多少改變我的規則。

　　我遇到的許多情況和關係，都能讓我輕鬆且容易地把持住我不是學生的事實。很少人有意問我個人資料，我對自願說明細節也不感到有道德或社會壓力，即使可能對我的研究工作不利。我以前進行的調查研究也一樣，不說明我有猶太人血統。比如，有次我在海外參加的基督教社團，就是極反猶太人的。時間久了，發現我的「不問，不說」原則一直行得通。

　　我守住個人資料的單純行動發生了幾件事，可能會傷害或至少會干擾與我相關的人。其中三件事，後來我都說出了身份。每一件都使我覺得，自己正在跨越個人秘密是否心安的界限，因為關乎與朋友的親切關係，以及守密不宣的責任態度。

　　最早的一件事，有名學生，也是我的讀書夥伴，後來與我成為非常親近的好友，就是本書最後一章裡稱為雷伊的，正在申請一項獎學金。雷伊曾勸告我，要為了求學而研究，不要為了實驗的目的。我們共同上一門經常考試的課，定期一起溫書。一天晚上，我們溫書後，雷伊告訴我，他正在填寫一份獎學金申請書，需要有三位系所教職員的推薦信做為支持。

　　雷伊說，他無法找到第三人為他的申請擔任性格方面的推薦人，因為沒有對他個人瞭解深刻的適合人選。他向我吐露，如果他只是請求一位在一節大講堂班上給過他Ａ分數，但是未必認識他是誰的老師，問我認為是否合適。我誠懇地回答，「我想他不會給你，對你私人瞭解有利的推薦信。」我心裡明白，對他「個性瞭解的教職員」就是靜靜坐在他身邊的我。當時我沒說話，不過經過幾天的思考，在一天溫書到很晚後，我對雷伊說，要告訴他一件令他吃驚的事。向不知情的雷伊說明我實際上是個教職員（教授），並不容易解釋。起初他不信，以為我在開玩笑。我繼續說，如果他願意，我很高興以我對他求學的態度和負責的情況，寫一封支持他的推薦信。就這樣，我為雷伊寫了第三封推薦信。

　　第二件事例發生在本書第五章討論過，我所上的「性學」課上。這門課有個團體規定，每個討論小組裡密切相處的同學間，都受制於嚴格的秘密協議，在學期間絕不可向外透露個人的私事或消息。開課幾週後，我發現，我在小組裡對自己的角色很自在。我明白，不可以在小組討論時做筆記，而且要奉行不斷向團體詳細說明我的私人事情。

　　學期進行到一多半的一個星期裡，我們有項作業是互相訪問，說出個人生活中性方面的親密事情和想法。我訪問的人，對他們個人的過往和看法都說得很清楚，我也一樣。我們完成了作業。當然，我不想在本書中採用任何這類資料。然而我又感覺到，如果我的同學後來知道了我是個教授，而且寫書，可能會使他們警覺，產生被人背叛的想法。因此，我從小組裡「挺身而出」，說明本班對守密的協議堅如磐石，他們的私生活以及我們討論的細節，絕不會出現在我所寫的書中。我向大家說出自己私生活中最私密的事，化解了緊張情勢。他們也相對保證，絕不會把我的性生活細節，告訴我未來的學生。

　　第三件事的「發生」情節與我的住宿助理（第二章所說的RA），也就是負責管理我住的這層宿舍走廊的高年級特權生有關。第二學期，像我在第一章所說的，為了有時間進行我的正式訪問計劃，我停掉了若干課。RA擔心我可能遭遇了學業上的困難，因此來找我，說明願意幫助我，給我些指引。我果真有問題，無法趕得上課業嗎？她又怎能幫得上我的忙呢？我覺得我必須讓她知道，她無需擔憂，我並非墜入求學的深淵，無法自拔。她的真誠關心，使我對不暴露自己這件事產生新的顧慮。於是我把她拉在邊上告訴她，她必須知道，我的情況並非如外表所看到的。我已經擁有更高的學位，我只是為了完成寫作出書才返回大學。我告訴她，這一學年結束時，我就會向她說明原委。

　　除了透露身份問題外，還有別的事，是關於進行研究時的合法性問題。我研究得來的資料有許多形式，包括正式進行的訪問，簽署了同意書的文件，在公共場合（例如餐廳）觀察所得，公共場合出現的（例如牆上塗鴉）。與別的比較起來，這些似乎不造成什麼問題。但是有一點不同，關於自己每天的筆記，也就是我以學生身份在宿舍和教室裡的個人逐日記載。我每件事都記錄，從我在教室外面大廳與人們的談話，到上課前後在教室裡面聽到的對話，以及我參加的團體作業活動中同學的私下交談。

　　我還聽到不少寢室薄薄牆壁另一邊的對話。事實上，幾乎每天晚上我睡覺前，都會聽到隔牆傳來嘻嘻哈哈聲，或是東家長西家短一類私人性質的聊天。這類談話聽多了，使我覺得不應該記下內容，就如同我當大一新生其他方面許多經驗一樣，因為這是不折不扣的偷聽。然而，大廳裡的公開談話又如何？教室裡的呢？分組作業中的私人對話呢？我總不能僅以是不是在宿舍或教室發生，做為合不合法的依據，而決定是否記錄所聽所見吧？或是我只把它當成私人日記中的見聞？然而又是這問題，我能否記錄以參與者兼觀察者身份所經歷的任何事情，如此說法是否公平？我在日記中記載個人事件，但是其中涉及他人說話和情事，可以嗎？我蒐集的資料裡，如果有我參與其中，是否在假設我是個學生（只是學生，不是教授）的情況下？

　　蒐集的資料為我帶來的疑惑，隨同做個學生產生的關係，似乎與時俱增。這些問題的答案，非但不會越來越清晰，反而更加難以釐清。我明白，我的研究工作是否感覺輕鬆，以及是否內心篤定的程度，取決於我與這些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的深度和品質，以及我所見到的此種人類生活內容的強度如何。所謂此種人類生活的內容，就是隨同真實的人們，真實的接觸所發生的事情、故事、對話。直到我著手寫本書之前，我沒有對這些問題下結論。然而，它們是在逼迫著該說出來、該有所決定。

著手寫作

　　我著手寫本書時，隨時心存學生。就是為了他們，我才去重當新鮮人。他們有的成為我的朋友，有的只是認識，有的僅止於教室裡的面孔，但是在校園裡仍能夠認出來。然而，如果我把寫在書中的事情告訴他們，我還能說內心很自在嗎？如果從對方角度來想：如果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學生，知道自己與同學之間非正式的私下談話，要被自己讀的這所大學的教授寫在書中，我會全然不在意嗎？這些單純的考慮，很快改變了我要如何下筆。我不理會心中原先有的寫作規則，坐下來，心中想著一個個「相識的學生讀者」面孔，提筆寫下。我發現我的寫作變了，新的規則油然而生。

　　回想起第六章中討論的欺騙作弊，事實上我在第一章中曾提到過。當時我是學生，和同學有過許多奇妙而發自內心的談話，討論的是對欺騙的看法和個人的作弊經驗，我沒有寫在書中。他們只不過是學生隨口交談，我在個人的研究日記裡記錄下與他們的談話內容，但是沒記人名。在第五章裡提到學術生活，學生說的話和事情都對我想寫的很有幫助。可是當我想採用他們的私事，或直接引用說話內容時，想到這些曾與我共處的學生，不禁內心不安起來。我得到這些私事和談話內容，是基於和這些學生的個人關係，而這種個人關係，部份是因為他們相信我是學生，是他們的同學。因而很明顯，我不能引用他們的事情或談話。

　　這種使我內心感覺不安的情況，發生過多次，主題不同，而且不只是作弊才算突出的事。舉例來說，進行這項研究，我具有人類學「參與者」地位的優勢，得以成為班上的小組一員，參與作業。這些作業包括展現演出、製作錄音、研究計劃等，都是關乎學業成績的活動。這些小組往往在教室外活動，對我都是極好的學習或瞭解經驗。我加入了討論班級和課程中怎樣才會有效的分組討論會，大家交換對社會生活和校園事務的意見。可是當這些資料進入我的寫作程序中時，我發覺好像在校外說故事。材料本身沒有問題，但是又來了，錯誤的前提。我和學生的互動關係基於彼此是朋友，是同學，不是別的。儘管有著豐富的大一學生生活經驗，我發現自己理智而且大量地縮小了資料和經驗的運用範圍，而這些卻是我很想寫進書裡的。

　　結果是，我的私人記載和記憶中的體認，要比我直接寫在本書中的多很多。儘管這些體認極有助於我的寫作，但是當我在寫作中接觸時，它們卻未出現於書中。讀者對本書內容及出版有此種瞭解後，閱讀起來方有全面的認知。也許可說是個原則吧。

　　總之，可以這麼說，我把資訊表現給讀者的方式，取決於資訊怎麼得到的方式。為求合理也合宜，我以研究者和教授的身份向學生徵詢資訊的次數並不很多。舉例來說，為了徵求國際學生接受訪問，我透過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，在網上發出電子書信通知。讓教室裡的學生認為我是學生（因為我在班上的表現是個學生）是一回事，可是讓網上看到信件的人（他們與我彼此不認識）認為我是個學生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在網上寫信告訴學生，我是個學生，正在從事研究，這個觀念似乎違反了我不直接說謊的承諾。因此我不這麼做，也就是，和我交談的國際學生知道我是教授。基於此，我覺得有權完全逐字採用他們說的話。因此第四章中，大量引用國際學生的觀念這一部份，採用的是他們說的話，敘說的是他們的事情。讀者會發覺，經由公眾過程得來的資料來源常會直接加上引號。

　　我看重公眾資訊甚於私人資訊。舉例來說，第六章中討論的作弊，引用學生個人事例的數量，遠比匿名而寫的、公共網站上說的以及全國調查的資訊為少。同樣道理，我採用教室裡大聲表達，或是在公開場合疾呼的，多過於私下說的同樣事情。總體來說，我很注重引用從公開場合表達得來的資料，而不是私下透露的。

　　讀者也許注意到，書中不論是對話片段，或是修飾敘述，我常採用集體資料，這是為了刻意避免引用個人意見，或「轉述」情景，以減少窺探隱私。舉例來說，關於性學課我偶然會以「參與者所見的立場」代替學生對話，以及我掩飾教授當學生的行為。因為這個主題微妙，因此需要顧及隱私。我經常以直覺告訴讀者，我聽到什麼、看到什麼，而不是告訴他們別人說什麼、做什麼。

　　總之，許多事是無法肯定的。我無法確定這樣的想法和作法是否能滿足被引用故事或說話的人，或是認為我引用了他們的故事或談話的人。我也無法確定，學生讀者看了某本書中關於大學、班級甚至對話的描述後，覺得甚為面善，是否會有受騙的感覺。

　　我完成研究工作後的那個學期，有天走出教室大樓，正好有個我念大一那個學年的同學走進來。我們兩人以前曾在同一小組，成功地做完一項作業，因此在班上我們比其他同學熟悉。當時我們互相問聲「好」後，她問我去哪兒？
　　　　「上課。」我回答。
　　　　「上什麼課？」她又問我。
　　　　「哦，人類學課，……事實上，我在教這門課。」
　　　　「開玩笑！」她興奮地叫道，「妳怎麼會去教課？我也要去教！」
　　　　「好吧，」於是我向她解釋，但是有點靦~#Ue0c0，「因為，事實上，我也是個教授。去年我是學生，是為了做一項研究。現在，我回來做教授了。」
　　　　「簡直不敢相信，」她說著，停了下，又說，「我被騙了。」

　　那次之後，我對她說明，我為什麼這麼做，做了些什麼。我相信，她改變了初聽到時感覺受騙的心情。可是，那仍然是她的最初反應，這點深深打動了我。因為我想，必定還有些同學有和她同樣的感受，而我卻永遠沒有機會向他們說明 了。

　　無可避免，也不知何時，學生必定會有如此反應，而我的寫作也容或有瑕疵之處。我的保證方式是，儘量隱藏其名，包括大學、學生和我自己。多半有關人類學的工作，談到某「村莊」（本書的例子為「大學」）多以匿名方式出現。但是如此的民族誌（ethnography），多少有點曲意。如果用我的本名為本書作者，自然就會認出我的大學，影響所及，我所寫的內容人物也就呼之欲出。在此情況下，以筆名以及不特定的大學名，似乎對大家是個合理的辦法。

　　我但願能把我的真實姓名放在書上，我也未必有多擔憂資料曝光。可是當下，我那些成為朋友的學生仍在上大學，住學校宿舍的人可能認出來浴室板子上，或寢室門上塗的寫的怪玩意兒，同學也許會猜出書中某些對話來源，這樣又會造成某種不安和隱私問題。因此，這本以化名大學、化名作者寫的書，雖然有些怪異，但卻是最好的方式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麗貝嘉．納珊，某大，二○○四年十月